1932年2月，马占山宣布向日本投降，顿时国内上下一片哗然，讨伐声不绝于耳，然而在受降仪式上，马占山竟以不识字为由，拒绝在协议上签字。
1931年11月，江桥抗战爆发。那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血肉磨坊。嫩江铁桥南岸，零下20度的极寒天气里，滴水成冰。
战士们的棉衣一旦沾上雪水结了冰，一件能有20斤重，压得人连腰都直不起来。马占山亲自攥着那把常年不离身的伯朗宁手枪，顶在最前线。
没有重武器怎么办？马占山摸着少年牧马时被狼抓伤的那道骇人刀疤，狠劲儿一上来，直接让士兵把火药塞进废旧的汽油桶里，做成威力巨大的“电跳雷”；又让人连夜往麻袋里装满泥沙，垒起一道道坚不可摧的“麻袋阵”。
硬生生靠着这些土办法，马占山的部队炸毁了日军4辆装甲车，打死日军167人，击伤600余人。
那时候的马占山，是全中国人的硬骨头。可打仗不能只靠一腔热血，随着弹药见底、军饷断绝，马占山的部队陷入了弹尽粮绝的死局。打下去，全军覆没；退，无路可退。
就在所有人都以为马占山要战死沙场的时候，他做出了一个让全国上下指着脊梁骨痛骂的决定——降！
民间气疯了，连夜编了顺口溜骂他：“马家军，点子多，签降书，用墨泼。”可老百姓不知道的是，背负着汉奸骂名的马占山，正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玩一场豪赌。
在伪满洲国当所谓的“总长”期间，马占山逢场作戏，装傻充愣，日方召开的会议他借故只去过1次。
但背地里，他的动作却快得像闪电。他以“整编部队”的借口，堂而皇之地向伪满政府狮子大开口，硬生生把48万银元的军饷套进了自己的腰包。
有了钱还不够，还得有枪。趁着夜色掩护，20辆满载机枪和步枪的马车，悄无声息地从洮昂铁路支线驶出。42挺机枪、2000支步枪，就这么被他神不知鬼不觉地运到了抗日义勇军的秘密基地。
等小矶国昭和关东军高层回过味来的时候，马占山早就带着钱和枪，逃出了齐齐哈尔。
1932年4月，他通电全国，宣布再次举起抗日大旗！这一招“回马枪”杀得日军措手不及。
远在大洋彼岸的《纽约时报》甚至把这事儿搬上了头版头条，惊呼他是“满洲罗宾汉率部奇袭”。
重获新生的马家军，打起鬼子来比以前更狠。
1932年10月的拉哈战役，更是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威风。当时，马占山手里有一张王牌——由中东铁路列车改装的“长江号”装甲列车。
这头钢铁巨兽配备了2门75毫米野炮和8挺马克沁机枪，开动起来钢轨的震动声连三里外都听得清清楚楚。
10月23日，宁年车站附近，日军正在疯狂追击。眼看就要咬上，马占山冷笑一声，习惯性地用高粱秆在沙盘上比划了一下他那套独创的“筷子兵法”。突然，“长江号”不但不跑了，反而猛地挂上倒挡，咆哮着向日军冲去！
日军全傻眼了。还没等他们卧倒，“长江号”上的野炮和机枪同时开火。密集的炮火瞬间覆盖了日军阵地，一个中队的日军连跑都没来得及跑，就被轰成了渣。
而在极寒的旷野里，那些穿着破烂、只能裹着羊皮御寒的中国士兵，硬是靠着把枪栓放在火上烤化冰渣，端着枪冲上去收割了残敌。
马占山的一生，就像他常抽的那口老烟袋，辛辣、呛人，却有着最硬核的底气。
他当年拒签协议时折断的那支毛笔，至今还静静地躺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里；而当年热河前线上，义勇军们口口相传的那首“马家军小调”，后来更成为了音乐家聂耳创作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重要灵感。
面对绝境，他没有选择壮烈赴死，而是忍辱负重，用狡黠与果敢为抗日保留了火种。
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，马占山用他的实际行动告诉所有人：真正的英雄，不仅敢于流血，更敢于在黑暗中撕开一道裂缝，把侵略者死死地踩在脚下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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